东楚网黄石新闻网消息 （黄石日报）姜志
“如果没有邓小平……”
许多人内心都认为，他们的人生，是从邓小平复出真正开始的。
他们仍习惯说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邓小平，我现在还是个泥瓦匠”，“如果没有邓小平，我现在还是赤脚医生”……话里的身份可以无尽地更替，不变的是话中的追忆、感激，甚至有“假如”的后怕：假如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没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没有“臭老九”的正名——
幸好，假设没有成为现实。
一切真实地在历史上发生着，１９７７年７月，在北京，已被打倒过３次的邓小平再次复出。
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国民经济面临崩溃，整个社会的知识文化水平全面倒退，人心不稳。虽然戎马一生，这一战，对７３岁高龄的邓小平来说，仍是一场硬仗。此时，邓小平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技和教育着手。”这是从反右风波、大炼钢铁以及张铁生的白卷中，得到的认识。
１９７８年３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而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稿，会前就引起争议。邓小平推翻了盛行多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改称“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而有人提出异议，“毛主席讲知识分子要团结要教育改造，你们为什么不讲？”
工作人员询问邓小平，有关讲稿内容要不要修改。邓小平语气坚定，“一个字都不要改。”
在科学大会上，面对数千名的科技工作者，邓小平响亮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不是一句空话，也绝非贸然断言。多年后，当人们无数次提起那次大会时，给了它另一个名字——“科技的春天。”接着，邓小平理顺了内在逻辑关系：发展经济，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
而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则是１９７７年的那场著名的考试。
这年冬天，在邓小平的亲自布置下，５７０万人走进高考考场，而此前，这种选拔读书人的制度，已在中国消失了１０年。 由此，中国读书人有了改变命运的公平机会。
在历史的节点，一个人可以影响一个国家、一代甚至几代人。上世纪７０年代末，邓小平恰好就是那个人。这是中国人和中国经济的幸运
１９７７年，我们考入北大
“我们是与邓小平同时代的人。”北大毕业生张爱平和她的同学至今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张爱平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新闻（２）班的学生，他们是“七七级”，也就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批幸运儿。
张爱平的大学班级有几个特点：全班３４人没有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入学前有的是生产队宣传员，有的是工厂女工，有的是知青……
另一特点是，因为高考停止了１０年，同学间在年龄上也跨度很大，最大的３１岁，最小的１８岁，“老三届”占了近一半。这３４个人，几乎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
下面选取张爱平在北大的四个同班同学的故事进行简述。
刘鸿：今年５９岁，上大学前已经结婚生子，当过工人、政工干事，现在报社工作；
陈鹤良：今年５８岁，上大学前任砖厂党委副书记，现在是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
凌风：今年５５岁，上大学前当了９年工人，现在民族画报当记者，经常行走在少数民族地区；
张铁林：今年５１岁，上大学前曾任饲养员、民办教师，现在杂志社工作。
陈鹤良如今是班里发展得比较好的一位同学，现是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但他考入北大，更是一个偶然。
恢复高考时，陈鹤良已在一家砖瓦厂当上了党委副书记，因为担心组织不同意，陈鹤良迟迟不敢提出报考要求。直到临近报名结束时，陈鹤良看到厂里有一张多领的报名表，就产生了进考场试试自己水平的念头。
被北大录取时，陈鹤良的母亲刚去世一个月。他拿到通知书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通知书放在母亲的遗像前，以告慰母亲。
刘鸿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女生，考入北大时已３０岁了，并有一个念小学的女儿。
有意思的是，当时刘鸿一家三口都在上学。她爱人在读社科院的新闻研究生，她女儿在北京市实验二小读书。家里至今还珍藏着一张照片，照片上，三个人胸前都佩戴着校徽，照片取名“一家重点”。
张铁林当时在班里生活比较贫困，是班上拿过生活补助的人。入学前，他是生产队宣传员、民办教师。如今，刘鸿和张铁林都在新闻单位任职。
凌风１９７７年参加高考时，只报了北大一个学校。那一年，他和姐姐一起考上了北大。高考前，他已经在北京玻璃研究所当了９年工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能分到工厂工作可算是幸运儿了。当时主要是考虑到凌风的姐姐已赴云南插队，所以学校没有安排凌风去插队。
毕业后的凌风，工作相对稳定，一直在民族画报当记者，经常行走在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着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方式。凌风的作品被认为是认识中国少数民族的窗口，被国外很多媒体引用，他说工作已经成为他的生活方式。
３０年过去，人世沧桑，３４名同学中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当上政府高官，有的仍坚持着新闻理想……
２００４年５月的一天，已毕业２０多年的一班同学再次在北大勺园相聚，再一次合唱当年上学时争相传唱的《十送红军》、《军港之夜》时，大家都忍不住热泪盈眶，他们说忘不了那次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高考，也忘不了青春洋溢的大学时光。
商立军的故事
１８岁插队２１岁高考３６岁下海从下乡知青到大学生，从工程师到下海办工厂，商立军的人生几乎印证了新中国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的每一次变革。
１９７５年，１８岁的商立军从北京三中毕业，被安排在延庆县康庄公社大丰营大队插队。他说，１９７６年赶上的事特别多，好多人苦着脸不知道未来的日子怎么办。商立军也迷茫，村里人看他是城里人，他想回城却没有途径。“那时我就感觉有一场变革正在逼近。”商立军说。
１９７７年７月，商立军的一名中学老师写信给他，说中央已经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让他提早准备。商立军给很多同学写信告知此事。从７月往后，每个月都在变化，全北京城的年轻人争相传抄那篇《科技的春天》，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
那年，商立军插队地方的２０名知青，只有商立军一人报名参加高考。可是，商立军离分数线差了２０分。１９７８年，商立军向生产队请了三个月假，回城再考。
在邻里的建议下，母亲把商立军带到了一对教师夫妇家中。当时，这对教师夫妇家中已收了近４０名准备高考的学生，屋里屋外都坐满了学生，所有的辅导都是免费的。这两位老师女的教化学，男的教物理，白天他们在学校讲课，晚上在家讲课，顺带还讲讲语文、数学等别的科目。
据说，这个免费的辅导班里，那年考上大学的学生化学分都特别高。
商立军说，当时像这对夫妇一样的老师还有很多。他难以形容当时的社会气氛，很多培训都是自发的，只要肯学，谁都会免费提供帮助。
这一年，商立军考入西南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
１９８２年７月，商立军分配至铁道部专业设计院。
在别人眼里，商立军不管是在收入、住房以及个人发展，都比较顺。可是参加工作后的第１１年，商立军下海了。这一年，他刚刚当上工程师。
“１９９２年，小平同志去南巡了，我随后也去了，我在深圳看到了另一种生活，回来后我就辞职了。”商立军是带着科研专利下的海，他用这个小专利换来了联想集团２０万元的投资，也换来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商立军现在工厂生产的产品，几乎都与化学有关，他说他一直很感谢那个高考前辅导他化学的女老师。
商立军说自己的人生是每十年一次巨变，成功经验就是听党的话，跟着大势走。
按照商立军自己的考察，七七、七八、七九这“新三届学人”目前主要分布在五大领域：政府机关（很多人做到了部级）、学者、国营企业的管理者、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出国后学有所成的海归派、下海经商者（大部分是在１９９２年后下的海）。
“我们是很沉稳的一代，经历复杂，所以我们更懂得感恩，懂得付出。”商立军说。
（摘自新京报）
相关数字
●２９∶１
１９７７年冬，高考制度恢复，５７０万人从车间里、从军队里、从农田中，走进了改变命运的考场，招生比例２９∶１。
这批大学生后来有了一个历史色彩浓烈的特定称谓“七七级”。
●１００亿元
１９８６年３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提出了“８６３计划”。
在小平同志的倡导下，马上就组织了２００多位专家，讨论“８６３计划”，党中央很快作了决定，拨款１００亿元人民币，来实现中国的高科技发展。
●７０万人
据教育部公布，自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３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７０．０２万人，留学回国人员达１７．２８万人。
目前仍在外的５２．７４万留学人员中，共有３５．６６万人仍在国外进行学习、合作研究，学术访问等。
●１００万元
２００４年，邓小平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励基金设立。
邓小平的亲属按照他的遗愿，把邓小平生前的全部稿费１００万元捐献出来，用于鼓励青少年的科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