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临汾市委组织部发布消息“全国公选煤炭局长”。
　　在此之前，前任局长杨吉春和一名副局长被双规，且和已落马的副市长苗元礼均与“煤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涉嫌收受巨额贿赂的杨吉春而言，这名曾连续5年安全生产的先进个人，同样要面对去年三起矿难中逝去的159条人命。
　　在煤炭局长的职位上，交织着两种对立的力量，一边是对生命的尊重，一边是上层权力、金钱诱惑和地方人情构成的错综关系网。
　　此次公选，临汾正是试图引进一名“焕然一新”的官员，来整治煤矿顽疾。而在过去的14年中，临汾已更换9位煤炭局长，在当地，究竟是人改造了环境，还是环境改变了人，颇耐人寻味。

　　14年换任9名局长

　　元月12日晚9点半，临汾煤炭局。60岁的王太安仍在局里加班，一个星期连续两次作风整顿会议，让这位身患腰椎痛、关节炎的临汾煤炭局副局长不堪重负。
　　“需要我发言，我就发言，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位已到退休年龄的副局长说，只想平平安安发挥余热。
　　2个月前，市煤炭局长杨吉春与副局长李志刚被实行“双规”。包括王太安在内的煤炭局多名官员说，杨的落马和被查处的副市长苗元礼有关。
　　“现在每个人都是惊弓之鸟。”包括王太安在内，煤炭局职工随时可能被纪委叫去调查、问讯。
　　2007年12月5日，临汾洪洞发生特大矿难，105人殒命。此时，该市煤炭行业的最高管理者杨吉春正被双规中。
　　这位煤炭局局长曾连续五年被临汾市政府授予“安全生产先进个人”，连续五年被省局评为“优秀党员”，还被评为影响临汾社会发展的“十大人物”之一。
　　杨吉春被双规约一个月后，临汾市委常委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公开选拔市煤炭工业局局长。2008年元旦上班后的第一天，市委组织部正式公告报名方法及选拔条件。
　　“我不想当局长。”王太安在煤炭局担任副局长已有14年，他目睹9名局长的更替，“他们每天担心，晚上紧张得不敢接电话，睡不着。”
　　除了年底的“12·5”特大矿难外，3月、5月份还曾发生两起矿难。“一年发生三起特重大矿难，让煤炭局在外界抬不起头啊。”王太安说。
　　面对时发的安全事故，杨吉春身边的一位煤炭官员对记者说，“杨的心理压力很大，经常夜不能眠。”
　　不只是杨吉春，煤炭局的前几任局长也感到压力巨大。姜德义，杨吉春前任煤炭局长，于2004年上任，上任不足一年，就遇上一起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36人死亡，他被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煤炭局的一名领导说，2年后，姜德义以身体不适为由，主动辞职。
　　“前10任领导中，很多人都以身体不适，年龄大了，主动辞职。其中，郭兴瑞局长直接因矿难引咎辞职。”王太安说。
　　“出了事故，要追究领导责任，要查经济问题，要查是否和矿主有关联。”王太安认为煤炭局长最好的结果莫过于能正常退休。
　　“这是一个烫屁股的龙椅。”一位已退休的煤炭局长说，坐过的人，以为位高权重；坐着的人每天战战兢兢，生怕出事，手机24小时不关机，最怕听到矿难消息。”他说自己在任期间都快变神经质了。
　　2007年12月18日，在洪洞矿难发生13天后，作为临汾市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天太被免职。
　　临汾市委一位官员私下透露，即使杨吉春不被双规，他也过不了特大矿难这道坎。

　　150万借款牵出污案

　　杨吉春为什么被双规，社会上有多种说法。一位市纪委某主任的司机对记者称，他听说，在杨吉春随身携带的一张银行卡发现30万元存款，纪检人员并在杨家发现数张银行卡，“数额巨大，不像正常收入。”
　　临汾市煤炭局一名官员对记者说，杨吉春被双规是因为受到临汾市副市长苗元礼的“牵连”，“他曾借给苗元礼150万。”
　　这名官员说，2006年7月，主管临汾市煤炭生产的副市长苗元礼找到刚就任市煤炭局长的杨吉春，称一个朋友的公司急缺一笔周转资金，希望杨能“帮忙筹措”，杨吉春便给煤炭局直属企业煤炭资产经营公司开了一张批条，调取资金150万元，借给苗的“朋友”。
　　副局长王太安称：“按说动用煤炭局直属企业的资金，这么大一笔钱，是应该开会讨论审批的，但这次没有。”
　　记者多方调查证实，临汾市煤炭局副局长李志刚被查处则是由杨吉春牵出，李曾任煤矿安全监察大队队长，负责全市煤矿“一通三防”工作实施监督，监督矿井瓦斯检查，对非法开采实施监控。
　　2004年12月15日，因致36人死亡的梁家河矿难曾被行政降级，一年半后，李升任市煤炭局副局长，主管矿区改造、文化建设。

　　“成也改革，败也改革”

　　苗元礼在任副市长期间，主持了临汾试点的“矿权资源整合的改革”。苗本人则是成败均因改革。
　　改革起源于一场矿难。2004年4月30日，临汾市隰县一煤矿发生瓦斯大爆炸，36人死亡。在事故调查时发现，这处矿产产权构成异常复杂，4个矿井各有“老板”每个老板都向外层层转包，发生事故后不知道找谁来负责。
　　时任山西省省长的张宝顺了解此事后要求临汾做试点，“明晰产权、整合资源、有偿使用、确保安全。”在苗元礼的主持下，改革方案很快出台。改革内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政府对煤矿资源估价，然后由矿主一次性买断。第二，关小上大，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全部关闭。
　　杨吉春认为改革根治了“顽疾”，他曾说，首先煤矿属于国家资源，不能免费使用。其次，煤老板买断矿产后，成为矿产永久性主人，对于安全设施就会增大投入。再者，门槛提高后，很多没有资质和实力的矿主就无法进行煤矿开采，从而提高煤矿生产的安全性。
　　当时针对这次改革，就有媒体担心，政府将资源一次估价卖断，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通过协议而不是拍卖进行矿权转移，如何定价是个问题。
　　“协议转让价格合不合理？”曾有学者质疑，“官员绝对算不过企业，公家算不过私人，只有引入外部人参加拍卖，才能在竞争中体现出资源的价格。”
　　两年后，临汾市的矿权改革得到肯定。2006年7月21日，在全国煤炭工作会议上，主管副市长苗元礼作为惟一一家地市级单位发了言。山西省政府发文要求全面推进煤炭企业整合。
　　临汾乡宁县的煤老板赵成（化名）对这次矿权改革意见很大，“掏一笔资源费，永远买断开采权，就能杜绝转包了吗。那只不过是由向乡镇承包变成了向市政府承包罢了。”
　　赵成2000年开始承包煤矿。他说，在2002年以前，煤炭价格低，那些村里的煤矿根本没人开采，那时承包特别容易，如果跟乡镇政府关系好些，都不用交承包费。也正由于承包费低廉，转包现象也就很严重。
　　但是对于这次矿权改革，赵成认为也存在问题，“有关系的话，储量、生产能力、买断矿产的资源费都是可以做手脚的。”
　　赵成说，当时资源整合与资源费征收几乎是同步的，政府规定9万吨以下的年生产能力都要关，“如果你交了资源费就可以不用关了。”
　　很多矿主纷纷效仿，争相交费。“后来就想开了，交了这笔钱，就能永久性地拥有这个矿的开采权了，2004年之后煤市很好，应该还是划得来。”赵成最后四处借钱，交了1000多万元资源费。
　　赵成曾通过关系与苗元礼有过一面之缘。“哪些矿该关，哪些矿需要整合，苗元礼几乎说了算，他掌着我们的身家性命。”
　　来自纪检方面的消息，苗在这一时期曾收受多名煤老板的贿赂，导致一些本该关停、整合的煤矿得以存活，资源价款不能足额收缴。

　　公选能否堵住黑煤口子？

　　杨吉春被“双规”后，煤炭局长的公选又引起社会关注。市委组织部长郑连生表示，之所以公选煤炭局长，是因为煤炭局长目前空缺，而在全国范围内来进行公选，“是我们一种选拔干部的方式而已。”
　　但在煤炭局的干部看来，用意并非仅限于此，“并不是我们临汾人没这个治理才能，是我们找不出一个关系单纯、不受利益牵扯的人来坐这个位置，政府或许是希望能引入一个铁腕局长，来彻底抑制矿难。”
　　熟悉当地煤炭生态的一名能源记者则对外来的煤炭局长同样担心，“如果是个外地来的六亲不认的‘铁腕’，当地的关系网不会容他，可能根本干不长久。”
　　“我们煤炭局的官，说大也大，凡是与煤有关的事情都归我们管。可是各项审批，都需要上级领导的批示，我们才敢动作，按照领导的意思动作。”前文所述的煤炭局退休副局长表示，每天都在整顿，也都在查处，但有些矿是动不得的，有些人是惹不起的。
　　“在临汾有句话，给你２０万，要吗？不要就给你２００万，如果还不要，就用这２００万来买你的脑袋。”这位副局长甚至无奈地表示，“在这里，钱与权以煤为核心构成的关系网，既可以通天也可以杀人。”
　　“很多煤矿都有各种官员的股份，是干股，只要罩着我没事情，每年给你进贡。慢一步，就有人来查你。”煤老板赵成认为，“官煤勾结”不彻查，什么方法都避免不了矿难。
　　当地安监员刘平远介绍，一些镇上有多少黑煤窑，在哪里，谁在经营，什么时候生产，这些村委会、乡政府都知道，“他们是拿了矿上的钱了，有的甚至是直接有股份，我们刚接到举报电话，矿主就能知道消息。有时我们刚出发，就会接到上级的电话，说什么矿不用去了。现在发现黑口子，如果抓住正在生产的，罚１０万，死一个人罚２０万，许多矿一两天就赚够了。”
　　外地来的局长是否就比本地提拔的局长更能抑制矿难的发生，在临汾市委组织部长郑连生看来，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郑连生说，现在临汾市本地的一些官员、干部很多已经报了名。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