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楚网黄石新闻网 黄石日报　曾纪鑫

    １８岁那年，我考学将户口从故乡迁出，严格说来，就不是那里的一员了。一晃离开老家已近三十个春秋，尽管早已在外成家立业，可在我心中，唯有生我养我的故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而不管我什么时候回到家乡，邻里乡亲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总是“你回来啦”！是的，无论离开多久，走出多远，在他们心中，也唯有故乡，才是我的家。
    那是一个位于湘鄂交界之处的名叫胡家坪的偏僻村庄，近来镇乡区域规划调整，与邻村合并后更名为“新港村”。
    新港村不仅是我生命的起点，生命的源泉，也是我生命的根系所在。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回到故乡，感受农村生活的变化与人事的沧桑，从中吸取养分，滋润我的生命与创作。我的不少作品，比如在全国产生过一定影响的长篇小说《楚庄纪事》、《风流的驼哥》，便都是以故乡为背景创作而成。
    离开故乡，我先是在湖北公安县城落脚，再到黄石市、武汉市工作，２００３年举家迁至厦门。随着学习、工作环境的不断变迁，就空间距离而言，离故乡是越来越远了，而回家的路，自然也越来越长了。可无论多长多远，我心中的故乡之路，只是一段从老家门口到集镇郑公渡弯曲绵延约十华里的土路。
    “晴天一把刀，下雨一包糟”，正如当地农民所形容的那样，这是一条典型的黄泥巴土路。自１９７５年上高中开始，我就开始了在这条路上不断行走的艰辛历程。无论往返，我最担心的就是刮风下雨。一旦遇雨，路面便是水坑与稀泥。这时的我，只有穿上雨靴（俗称套鞋），或干脆脱掉鞋袜赤脚趟着泥水回家。十来里的路程，背着大包小裹，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花上一两个小时不说，还往往累得一身臭汗，浑身都是星星点点的泥浆。巧合的是，我几乎每次回家，都有风雨迎送。去年湖北举行第八届艺术节，我拟借出差之机回家看望父母。启程前挂了个电话，父亲听说我要回家，当即在电话里高兴地嚷道，你快点回来吧，家乡有两个多月没下雨了，田地干得不行，只要你一回来，肯定就会下雨了。我只当晚年的父亲变得越来越幽默了，便回道，每次回家都下雨，哪有这么凑巧的事呀！可是，待我一周后返家之时，一直阳光普照的天空，就真的变得阴云密布了。车至县城途中开始飘雨，雨越下越大，等到达集镇郑公渡镇时，已是大雨如注。
    于是，难行的土路“搁”我心中，成为长期的“隐疼”，一个难以解开的“疙瘩”。有时便想，等哪天有了钱，我所做的第一件善事，就是将故乡的路修好。然而，这不过是典型的“异想天开”而已，作为一介书生的我，哪来这笔上百万元的修路资金？
    所谓心诚则灵，机缘说来就来了。当然不是我发了“横财”，而是实施村村通公路建设的阳光终于照到了故乡这个仿佛被遗忘了的角落。政府拨了一笔款子，村里还得自筹一部分。既然父老乡亲一直给我以“村民”的身份与待遇，我便捐出一万元，尽一点微薄之力。
    不多久，一条水泥公路终于修成，从集镇一直通到我老家门口。于是，一段祖祖辈辈不知走了多少个岁月的黄色土路，变成一条望着让人心里熨贴舒坦得不行的灰色水泥路面。一个小时的行程，就此缩短为不到十分钟的车程；最为关键的是，我再也不必为回家遇上风雨而忧心忡忡了。
    科技的发达与现代化建设，固然给社会、环境或多或少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而于我的返乡之途而言，却能实实在在地享受着现代文明的高效率成果。而今，随着江河桥梁、高速公路网络的形成及公路村村通工程的施行，我早晨坐飞机从厦门到武汉，再转乘汽车，中午即可赶到县城；而上世纪９０年代，我从本省的黄石、武汉返乡，虽有一条国道贯通，也得花上整整一天时间。当故乡的十里土路变成公路之后，县城的朋友安排小车送我，不到一小时就能抵达家门；可上世纪８０年代，我从县城乘车转车过轮渡，然后用脚步丈量那段故乡的土路，得花上半天时间才行。
    离家闯荡的游子，犹如一只放飞的风筝，心儿总是系念着故乡，归心似箭。回到宁静的村庄，坐卧翠绿的山岭，躺在没有受到半点污染的牛浪湖水之中，仰望头顶高远而蔚蓝的天空，躁动的心灵，自然而然地涌出一股难以言说的踏实与舒坦。然而，在故乡呆得久了，单调与冲动又会油然而生，心儿无法抑制地飞向外面的世界与天空。于是，身与心，就在这离乡与回家的亢奋与冲动中辗转不已。
    归家，离乡；返乡，离家……这，大概就是个体生命的人性与本能，一种无法抹平的两极吧？终其一生，我将永远陷入这种复杂的情感与不断的撕扯中无以自拔。只是如今长年在外的我，每每念系故乡之时，心头便生出了一种难得的安宁：只要愿意，我可以随时回家，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历经长时间的路途阻隔与磨难了。
    离家越远，回家的路越长，可心中的距离却越来越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短——短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是的，从现代化特区厦门到偏僻的故乡新港村，在同一天时间，我就能强烈地感受到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这两重不同环境的天地，以及两种不同价值观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