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的“水火不容” 成年后的“忘年之交”

2013-9-6 8:23:00  来源:东楚晚报   我有话说

  东楚网黄石新闻网(东楚晚报)韩晗
  我进入黄石十五中念初中那年,是1997年,香港回归。
  小升初考试的成绩,我现在依然记得:185分。语文95分,数学90分。这个成绩其实并不算太好——尤其是我知道我们班好几个人考了“双百”之后。当时与黄石最好的中学“黄石二中初中部”失之交臂,为图上学放学方便,就近入学,我成为了黄石十五中的一名学生。
  当时十五中分快慢班,我被分入了7班。
  班主任由数学老师徐卫祥兼任。徐老师当时三十左右,矮矮胖胖,戴一副眼镜,有些书生气,但也有些“端架子”。据说,他教龄已经不算短了,甚至算是学校里的“金牌老师”。
  
   与老师产生深深的隔阂
  记得开学的第一节课,徐老师就在班上讲了整整两个小时。具体内容我不大记得了,一个是大家犯了错误必须要写有字数要求的“自省记录”,另一个是要求我们每个人必须要“树立目标”,用徐老师的话说就是“有目标的北京吉普比没有目标的桑塔纳更容易到达终点。”
  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它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在当时的物价看来,桑塔纳比北京吉普要好许多,而且当时北京吉普还没有合资。
  那天下着很大的雨,我下课之后被徐老师指定为小组长。当时组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5位同学。
  在此,我毫不避讳当时和徐老师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不掩饰现在我与徐老师的忘年交关系。
  刚入学不久,我是小组长,因为一点小事和班上的学习委员潘莹闹了矛盾。这件事情恰好徐老师在场,徐老师认定我是过错方,为此事,我和徐老师争论起来,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和徐老师争论,需要勇气。
  徐老师当时也年轻气盛,转身拂袖而去,我也两眼一瞪,辞去了小组长的职务。班上同学都站在徐老师这一边,认为我纯属无理取闹,因为这样一个不愉快的记忆,让我和徐老师之间产生了在当时看来不可磨灭的隔阂。
  而这件事情的另一个代价就是:整个初中三年,潘莹没有对我说一句话。
  青春期的孩子,敏感而又怯弱,自尊时也自卑,我自然成为了班上绝大多数同学的“公敌”,每当我与其他同学起了冲突,徐老师总是懒于判决谁对谁错,到了最后一年,徐老师甚至与我形同路人,因为在他眼里,我属于那种成绩不好,而又喜欢狡辩的学生。
  在当时的孩子看来,班主任就是天,同学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如果班主任和同学一起,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上,那么这个学生势必是不可饶恕、且前途一片灰暗的。既然如此,我索性成了不受管束的学生,上课看小说,下课和一位叫殷灿的同学溜到对面的游戏机室里打游戏,在初三临近毕业那年,徐老师已经彻底放弃对我的管教。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整个初中三年竟然都宛如梦魇一般,被与徐老师那场争吵所笼罩,没有相处很好的同学,甚至没有一起在情感上交流的朋友。
  
   老师的反省扣动我心弦
  时光是最容易与人开玩笑的东西,它可以一副假正经,也可以让人莞尔。也许当时所有的初中老师、同学谁能想到,今天与我关系最密切的初中同学,竟然是当时的“肇事者”潘莹。
  前年底我作为大陆唯一代表应邀参加台湾成功大学校庆活动,当时入台证一时难以办下,我只好改道香港,期间在深圳与初中英语老师饶译先生有过一次见面,十几年没见面,饶老师依然是那么年轻。
  当时我问起了徐老师的近况,饶老师告诉我,徐老师来到深圳前几年,也很辛苦,头发都白了不少。
  这时饶老师忽然问我,“你还对徐老师有成见吗?”
  我现在真的无法想起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但答案一定是没有。因为那时我只想知道徐老师的现状,然后尽快联系上他。
  饶老师和我在外面吃饭,他说手边上没有徐老师的电话。
  从台南回家之后,我开始寻找徐老师。但周围有些朋友仿佛知道我与徐老师之间不太快乐的记忆,都不愿意告诉我,不是推脱“不认识”就是“没有联系很多年”。
  就在那段时间,我无意间在图书馆里找到了徐老师自己出版的一本书,叫《教者当自强》。在这本书里,徐老师向他曾经伤害过的学生一一道歉,并且认真反省了自己教学工作中的失误。
  
   电话拨出前的忐忑
  寻找徐老师,有点像那出叫《等待戈多》的荒诞戏剧,等待戈多和找到徐老师都不那么容易,但我一直试图努力取得联系,不为其他,只为饶老师说的那句“头发白了不少”。
  前年冬天,我在德国大使馆开会,期间与潘莹一起在朝阳门附近吃饭,偶然提到了徐老师的这本小册子,潘莹沉吟半晌,叹了口气,“当时大家都是年轻人,谁都不懂事。”
  “老班长”汪鹏伉俪在我的新居里过圣诞夜,我打开话匣子之后,汪鹏忽然感叹;“徐老师虽然性格不太好,但是他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听说这几年他也不容易……”
  时至日久,我内心越发无法安宁。我上微博搜“徐卫祥”三字,搜到的是一位深圳的学生抱怨“徐卫祥每次都布置那么难的题目……”我一看有门,赶紧给这个小师妹发私信,她很慷慨地告诉了我徐老师的电话。
  联系徐老师,一下子变得这么容易,我决定拨通徐老师的电话。
  但是拿起电话时,心里又起了波澜。
  记得初二的一个下午,大家都在忙着收东西,我孤零零地站在教室的角落里。大概是一个离寒假不远的时节,独自做着作家梦的我,总觉得现实是那么残酷。徐老师大概站在教室后门的地方,我拿着卷子,悄声地告诉徐老师,“您大概少给我几分了。”
  俗话说,领导恨要官,老师恨要分,十四岁的我哪里懂得那么多人情世故,徐老师冷冷地看着我的卷子,扔出了一句不太客气的话,转身离去了。
  我继续追,徐老师果断地告诉我,以后不要再同他讲话。
  初三毕业时,我走进徐老师的办公室,记得当时他是一个科长,正在处理手头的工作,我站了很久,等徐老师处理完工作后,他竟径直同另一位考上二中的同学说话。我不知打哪儿冒出的勇气,突然很解气地将成绩单扔到了徐老师面前:“我毕业了,我们永别了,一辈子不见面,下辈子,也不见面!”
  徐老师愣了一下,我赶紧跑掉,已然听不见后面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但后来据在场的同学讲,徐老师手里的书当时落了地,发出“砰”的声响。
  当然,我希望这些青春的懵懂、莽撞与不懂事都宛如大家各自生命里的飞鸿一般,在空中消逝了。可能徐老师没有忘记,所以会有那一本《教者当自强》,其实我也没有忘记,只是有时候故意不再想起。对于徐老师,现在的我,倒是深怀歉意,所以时常未能忘怀。
  拨了几个数字,还是沉默了一下,因为我不太确定,徐老师是否已经原谅了我。在他眼里,我是否还是那个不懂事、成绩差的学生?
  
   冰释前嫌后的开怀
  《教者当自强》还提到了一批人,当然我不属于其中之一,比如潘莹,高考时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再比如说王灵萱,高考时考入中国政法大学。
  这样的同学,曾经是令我无限自卑的。唯一令我稍微自信一点的地方在于,我是目前全班唯一一个博士,这个成绩,是否能让徐老师满意?
  学生见到老师,终究是怯弱的,更何况我这样的差生,总觉得要通过电话向徐老师表达一点自己的进步,才能博得徐老师的原谅与善待。
  最终我决定,以短信的形式,简要地向徐老师汇报我自己的进步,如果徐老师肯回复,那么这一定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如果徐老师仍然厌弃我这个曾经给他添麻烦的学生,那么只有以后等机会了。
  “祝贺你取得优异成绩,老师为有你这样的学生而荣幸!我现在在深圳高级中学初中部,欢迎来深圳做客。”
  坦诚地说,手机短信声响时,我不太敢看。
  当我看到时,心中的包袱仿佛落了地,心里默默感激,感谢徐老师的宽宏大量,谢谢你的宽厚。
  我随之打通电话,当时徐老师在家乡过年,信号不太好,他告诉我,他一直在关注我,知道我出了书,还考上博士,“谢谢你还记得我这个老师,当时我一定说了很多错话。”
  我想说的是,徐老师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们。但道歉的话又觉得太敷衍、太酸,实在难以说出口。只好告诉他,当时是我们这些学生太不懂事,给老师添了麻烦。
  徐老师很爽朗,“你来深圳,我们一起好好聊聊。”
  过年时,忽然在网上遇到一位当年成绩很好的同学,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打拼,工作一直没有起色,孤单烦闷,所以找到我,“你是博士,帮我开导一下。”
  我劝他去找徐老师,我说,徐老师就在深圳,他可以和你谈谈,兴许你会释然许多。
  徐老师不会理我的。这位同学固执地认为自己现在没有什么长进。“徐老师要是知道我现在这样,一定很失望。”
  “其实你完全不必如此的。”我告诉他,“这么多年了,我们误会了徐老师,也误会了我们自己。”
  (作者系黄石市十五中2000届毕业生,武汉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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