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品质
刘汉俊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在古代汉语中,诚与信二者互训相通,《说文解字》说:“诚,信也。”“信,诚也。”诚信是中国人修身齐家的道德规范、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社会治理的伦常纲纪、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
诚信是修心养德、修身处世之本,是做人的起点。“诚信”是国家、社会、家庭、个体的行为准则,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古人主张以诚养心,“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把养“诚”作为修心养德之首。孟子说,“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只有“诚于身”才能“悦于亲”“信于友”“获于上”,这是治身、治家、治世、治国之道;孟子还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躬身自省“诚意”,是人生的喜事幸事。古人视诚信为一种道德观,对不讲诚信者十分鄙视。荀子说,“忠信以为质,端悫以为统,礼义以为文,伦类以为理”,君子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他稍微说一句话、略微行动一下,他的言行就能影响他人,成为他人的法则,而那些“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的人,都是“小人”。张载的《正蒙•诚明篇》曰,“义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圣,动静合一存乎神,阴阳合一存乎道,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从天理到神圣,再到天道,皆收归“诚心”,又出自“心诚”;朱熹说,“在天固有真实之理,在人当有真实之功”,强调了诚信是“人之道”;王阳明说,正心诚意,无所不至,就可以知行合一、致良知,而良知和致良知与敬诚和至诚,都是道德判断、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具有自觉性、内在性、实践性,能在任何条件下给人提供必要的道德指导、行为指南;真诚是可以得到回报的,明代思想家薛瑄在《读书录》中说,“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这是一种真诚的互动。《礼记•大学》里强调,“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财富只能充实房屋,养德才能充实身心,君子当诚心诚意;只有那些“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的,才是“诚君子”,这是荀子说的。管子则说,那些敦诚的人,有着“畅乎天地,通于神明”的力量。从以上论述来看,修炼诚信一直是中国人的“心学”,需要长修不辍。
诚信是格物致知、经世致用之要,是对待客观世界的态度。中华经典“四书”之一的《大学》,有“三纲”“八目”之说,“三纲”是指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这是“大学之道”;“八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提倡立身治世的八个步骤。古人把“三纲”“八目”统摄起来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把这个逻辑关系可以捋一下会发现,“三纲”是“做什么”,“八目”是“怎么做”,“诚意”是心正、身修之本,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键。上古先贤皋陶主张官员要有政德,提出“为官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强调以此作为选人用人的标准和为官从政的准则,当官者则以“三德”“六德”“九德”来约束自己,臣下当“思日赞赞襄哉”,“思日孜孜”地履行职责,才能够尽忠于君、取信于民;三国时期的思想家杨泉在《物理论》中说,“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可见“诚信”是做人做事、经世济民的充要条件。清代学者金缨编纂的《格言联璧》曰,“心不妄念,身不妄动,口不妄言”“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所以君子要保持真诚、慎独,内外兼修,才能通达上下。《礼记》为我们描述了两个理想社会,一个是以讲信修睦为原则的大同社会,一个是仁义道德为原则的小康社会,这两个理想社会都以诚信社会为基本特征,这是中华文化的理想模式,是古代先贤对客观世界的基本认识,在今天仍然有珍贵的价值。
诚信是立功立言、成就价值之根,是人生不可弯折的标杆。中华文化重视对人生意义、终极目标的思考,许多思想家、哲学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对世界、对人生要有真诚的态度,这是共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只有以诚养心,才有至诚之心;只有至诚之心,才能达到“天德”,做到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这是一种志向;《淮南子》曰,带兵打仗,“将不诚信,则卒不勇敢”,这是一种态度;《韩非子》认为,“信名、信事、信义”是三个关键,信守名位,做到善恶不混、百事不怠;信守事功,不违天时、百姓不乱;信守忠义,就会亲者勤勉、远者归附,可见“诚”是立身、立业、立国的首要品德;《礼记•中庸》曰,“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成就自己的层面,还要成就万物,“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智慧是在建功立业、成就万物中体现的,这是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不仅如此,君子还须“忠信而不谀,谏争而不谄”,思想、念头要端正不偏,是就说是,非就是非,这才是对上的正确态度。以上是关于君子之言,在今天仍然具有示范、标杆意义。
诚信是治国理政、安民兴邦之基,是维系社稷苍生的纽带。治国理政的根本,是讲求“至诚”“至信”。《群书治要》《贞观政要》认为,“德”“礼”“诚”“信”,这四者是“国之大纲”;《诗经》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没有亲诚,百姓就不信任君王;孔子认为立国、治国、兴国有三个条件,即“足食”“足兵”“民信之”,强调信用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他还举例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强调“诚信”在国家管理中的关键作用;荀子说,“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所谓君子,则“言忠信而心不德”,这个“德”是指张扬自得;老子认为“信存于道”,而“道”生天地万物。这几位思想家对诚信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唐太宗说,魏武帝曹操诡诈多端,我鄙视他,这不是教化臣民的办法,我的宗旨是,“使大信行于天下!”荀子还强调上下皆诚的重要性,“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有了“诚”,同道同类的人们会汇聚而来,失去“诚”就会分崩离析;保持“诚”就会得到民众、感化民众,使他们独行不辍、同舟共济、人尽其才,久久为功,他们就会因得到教化而提高。以上可以看出,在古之明主贤人心目中,诚信建设是社会公德,也是个人私德,更是国家大德,事关国家形象、国家信誉、国家尊严、国家地位,是事关社稷苍生的大事。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学习与研究》2025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