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追远话清明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扫墓敬祖、表达自己敦亲睦族的情感追求的全民节日。瞭望中华大地，从白山黑水到云贵高原，从黄土高坡到东南沿海，千山万岭一起点燃蜡烛香火，以古老的方式向祖宗致敬，向先人致哀。多少个世纪，多少代人，多少个清明节，炎黄子孙敬奉先祖、怀念故人，早已成为全民族的集体行动。清明祭祖拜宗是民风，是乡俗，是文化，更是孝心、道义和责任。

　　清明节的历史

　　我们的传统节日一般与自然节令联系在一起。清明节同样是自然时令衍生出来的节日，它虽然与提示农事节气中的清明紧密相连，具有时令与节日的双重意义，但“清明”两个字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大大超越了自然节令的分量，甚至很多人不知道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

苏轼《寒食帖》

　　清明节究竟起源于哪个时代，如今已无从考证了。“清明”这个称谓，最早与“二十四节气”一起出现在《淮南子·天文训》中，其中解释曰：“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古人根据斗转星移来观测天时，每到清明时节，北斗星的柄部正好指向“乙”位。古代大众知道这种风和日丽的日子应该进行户外活动，因此，在《淮南子》问世以前的若干个世纪，我们的祖先便有了他们的春游，也有了春天的墓祭活动。也就是说，在清明节和寒食节尚未形成的上古时代，老祖宗同样也举行春游、春祭。民俗学家认为，民间兴起去坟地哀悼的方式，最早是仿效王公贵族“祭墓”而来的，因为坟墓被认为是先辈的魂魄所寄。

　　到了汉代，儒家学说助长了人们的亲族意识和追宗理念，祭扫之风遂日益盛行。《汉书·严延年传》记载，严母从东海郡下邳老家赶到河南郡严延年的任所来看他，适逢他准备处决囚徒，大开杀戮。其母认为儿子做酷吏不会有好下场，临别时气愤地丢下一句：“去女东归，扫除墓地耳。”意思是她先回去，让人准备为儿子扫墓，这说明汉代更流行扫墓。严延年所生活的西汉后期，距孟子时代已经两百年。

　　民俗在先，“规范”在后。到唐代开元年间，玄宗诏定将寒食祭祖列入“五礼”。《旧唐书·玄宗纪》对此有明确记载：鉴于“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沿，浸以成俗”，所以“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随后又规定寒食节衙门休假。玄宗的诏令将寒食节“上墓”制度化了，这一节俗更是普及天下。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描述寒食节祭扫盛况：“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柳宗元还说，他已四年没有归籍祭扫，时常担心放牧者毁坏了他家的祖坟及其树木，“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柳宗元写此信时，唐玄宗的诏令颁布不过六七十年，寒食祭祖的观念已浸透到了人们的骨子里。

　　然而，清明节到唐朝也成为重要节日了，人们既过清明节，也过寒食节。白居易在《寒食野望吟》描绘过当时的情景：“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可见，古人习惯将两节并称，因为二者时间相连。直到宋朝，人们将两节合二为一，以清明节取代寒食节，并吸收寒食节的文化内涵，废除其陋习，每年不再像以往那样接连几十天吃冷食。但是，直到明清之际，寒食节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消失在清明的雨幕之中。

　　北宋王禹偁《清明日独酌》中说“一年冷节是清明”，尽管隐喻了作者谪居的郁闷情绪，但说明清明节到此已经承继了寒食祭祖的风习，故无热烈气氛。南宋时期的清明，祭扫更是蔚然成风。“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这是高翥在他《清明日对酒》一诗中的描绘：从南到北的山山岭岭都有墓地，到处都有人忙于上坟祭扫，到处都飘飞着焚烧过的纸灰，到处都有人为死去的亲人伤心落泪。

　　从寒食到清明

　　寒食节比清明节起源更早，但如前所述，它不是民间游春和春祭习俗的开端。民俗专家认为，寒食节禁火冷食可能源于上古时期的“改火”，即每年定期将使用了一年的火种熄灭，重燃新火以图吉利。在我隐约的记忆中，20世纪50年代还偶有乡邻在灶膛用草木灰储存火种，那时火柴还有些稀罕。远古祖先“改火”之隆重，不难想象。因此，今天人们普遍将介子推“割股奉君”的典故作为寒食节的起源，是不准确的。

　　传说介子推随晋国公子重耳一起流亡，在重耳饿极之时，介子推割下自己的股肉烹野菜给其啖之。后来重耳做了君主，就是晋文公，他准备重用介子推，介子推却隐居绵山不出。晋文公下令放火烧山，想把介子推逼出来，结果却把介子推和他母亲一起烧死了。晋文公感念忠臣，不但在绵山为介子推修祠立庙，还要在他死难之日忌火，以表其哀。

　　谁听了这个故事，都觉得不太靠谱。既然能够采集到野菜，为什么一定要剜自己的肉？古人写故事，往往极端化，故事一旦被推向极端就荒唐了。然而，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需要，介子推的事迹不断得到渲染和推崇，赋予了寒食节的思想含义，生火温食的禁忌也越来越严厉。

　　太原一带是晋国故地，对其风俗想必执行得更严一些。到东汉时期，太原一郡每年纪念介子推还得全面禁火，“咸言神灵不乐举火”，有些老小不堪忍受而生病甚至丧命。周举就任并州刺史，认为冷食残害百姓，也非圣贤之意。他主张恢复熟食，还写了篇祭吊介子推的文章挂到其庙里，明确向陋习挑战。《后汉书·周举传》是将此事作为刺史的功德记录的，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里也对此持肯定态度，但周举如此旗帜鲜明地抵制，也没能动摇寒食节，忌火的规矩又往后延续了至少十来个世纪，可见节俗的力量之坚韧。

　　古代的阳春三月，民俗节日比较频繁，除了寒食、清明，还有一个上巳节，源于上古的一种祭礼，时间在每年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晋以后固定为三月初三。人们汇集到水边洗濯去垢，意在驱邪避恶，也叫祓禊，还兼有嬉游、采兰、饮酒等活动。唐宋时期进行节俗整合，清明节不但承载了寒食节的墓地祭礼习俗，而且融合了上巳节的文化内涵，上巳节从此消亡。

　　寒食节只是一个“二传手”，但它使“上墓”习俗从贵族到民间，从上古到今日，成为千家万户的肃穆仪式。

　　清明无客不思家

　　我们的传统节日，多半是古人根据自然节令变化形成的共同休息、相聚、庆典、祈祷的群体性活动。比如春节，是万户参与的辞旧迎新庆典，俗称“过年”。但是，如果将礼敬先祖的清明节与以“普天同庆”为主题的春节比较来看，清明节的文化内涵更深邃一些。俗语也说，清明大似年。

清人扫墓祭祖图

　　说到这里，我们就更加理解古诗文中所表达的清明思乡之情了。南宋诗人陆游在某年清明前夕奉诏来到临安，歌舞升平的都城浮华使他更添了几分忧思，唯有想到自己能够在清明之日骑马赶回距离不远的故里山阴，心中的落寞才消解一些。“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他在那首著名的《临安春雨初霁》中表达了当时的情思。明人高启身在南京任职，节逢清明却不能回籍，举目四望但见无尽的青山，对家乡的思念使他写下《清明呈馆中诸公》：“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不难想象，即使是在交通极为不便的时代，古人面临这个祭祖的节日，依然是盼望回家。

　　瞭望中华大地，从白山黑水到云贵高原，从黄土高坡到东南沿海，千山万岭一起点燃蜡烛香火，以古老的方式向祖宗致敬，向先人致哀。多少个世纪，多少代人，多少个清明节，炎黄子孙敬奉先祖、怀念故人，早已成为全民族的集体行动。

　　新世纪初年，国家将清明节确定为法定假日，全民放假。各地除了政府和社会团体组织的公祭活动，最为普遍的是无以计数的百姓家祭。祭祖拜宗是民风，是乡俗，是文化，更是孝心、道义和责任。

　　清明扫墓祭祖，寄托悠悠哀思，叩谢前辈之恩，强调感恩行孝，注重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教化，让活着的子孙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更好地孝敬尚在的长者。年复一年的清明，一代代华夏子孙借助肃穆的祭祖仪式，赓续民族精神血脉。我们历史文化中提倡的“慎终追远”，通过几千年不间断地传承践行，早已成为全民族共同遵守的传统道德和民族伦理。

　　叶落归根与寻根问祖

　　因为年年必须举行的坟前家祭，因为后世对于前人墓地守护的需要，历代不知上演过多少幕“魂归故里”的故事。如古代士人做官在千里之外，很多人未等告老还乡就客死异地，但无论多么遥远，后人都要将逝者运回故里，即使一时没有条件，若干年后其子孙还要将其棺材或遗骨运回，或人抬马驮，或借水就船，不惜辗转几千里，也要实现“叶落归根”。古代的“高速公路”也不过相当于今天的马车土路，想想古人运送逝去亲人的跋山涉水，想想他们为此而经历的种种艰辛，让人感叹的是生命的悲壮。

　　目前我国可以确认的有关丧葬文化的最早考古发现，是广东省英德市青塘遗址的人工安葬，距今一万多年。在河南新郑的裴李岗、舞阳贾湖和甘肃秦安的大地湾等遗址，都发现有专设的土葬墓地，还出土了骨笛、骨规形器等随葬物。这些距今8000年以上的墓葬遗址，专家分析可能包括“族葬”。再往后，西安半坡遗址和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等地，都出土过用于安葬亡童的瓮缸，这些文化遗址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证明我们的史前先祖很早就有了明确的生死观念，有了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我们的民族很早就步入了重视丧葬的文明历程。

　　后来，墓祭民俗的兴起，不但改变了早期民间“墓而不坟”的丧葬模式，而且形成了贯穿几千年的祭祖节日，催生了整个民族珍视亲情和敬重祖先的文化传统。

　　无论是旧俗土葬，还是火化后安葬，都是让亡人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生活过的世间。这是死者的愿望，也是生者的需要，因为生者还要面对地下的亲人亡灵表达情感，寄托哀思。

　　没有哪个民族像华夏民族这样敬重先祖——隆重、虔诚、执着。并且，我们这种敬祖情感不属于迷信，具有道义上的真实，以无坚不摧的力量穿透了几千年。

　　因此，无论丧葬文化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不会动摇我们的民族清明节礼敬先祖，强化亲情人伦的仪式。从乡间家族祖茔，到城市现代公墓；从墓前燃烛焚香，到献上鲜花默哀，我们的祭祖礼仪正在随着丧葬方式的变革发生变化，也在不断地改革陋俗，人们也能够以越来越开放的心态适应种种变化。

　　理性祭祀，文明祭祀，是必然的时代潮流。

　　不妨游衍莫忘归

　　清明，顾名思义就是风光清新明丽的时日，万物吐新，大地生机勃勃，到处呈现出春和景明的气象，所以又称三月节、踏青节，人们在这个节令可以亲近自然，放飞心情。

　　今人郊游踏青，古人游春插柳。“寒食东风御柳斜”是唐朝诗人韩翃的名句；“清明时节出郊原，寂寂山城柳映门”是宋人杨徽之的作品，写的是家家户户将柳枝插于门楣的景象。古时的人们甚至在轿顶绑上杨柳，四垂遮蔽，追求装饰效果。

　　古人在清明时节放风筝、荡秋千，以及登高、拔河、蹴鞠、斗鸡等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早先也非节日本身的“标配”内容，而是阳春气息诱发人们进行的娱乐行为。宋人吴惟信描绘“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程颢说“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清人所著《帝京岁时纪胜》记载：“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提酌挈盒，轮毂相望。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胜。”原来，古人祭扫之后就在墓地放起风筝，还比试看谁的风筝飘得更高、更远。古人享受春光的这种场景，今天想来仍很生动，仍能感受到他们的惬意。

　　可以说，清明是孕育诗歌和散文的时节，是我们所有节日中气候最好的时节，这种独特的时令优势，使传统节日与文学联系得更为紧密，使文学中的节令洋溢着春天的气息，也为清明节增添了另一道灿亮的文化色彩。唐宋时期的著名诗人、词人几乎都写过清明，很多诗篇都没有回避对春色的直接描写，甚至是深情抒怀。这些作品证明，古人在敬祖之际也曾经被春光深深感染，哀伤并不是清明的唯一色调。这笔清明文学遗产，是艺术创作规律和宜人时节共同催生的。

　　“百善孝为先”，我们的民族选择在最美好的季节举行祭祖活动，在漫长的历史中演变成清明节的主题，体现的正是炎黄子孙敬重祖宗先民，重视民族精神传承的文化心理。 （《光明日报》 任蒙/文）